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毛泽东修改稿。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3月5日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了报告。12日，毛泽东对这份报告进行了修改，强调“自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央的领导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份报告通过了大会决议。

七届二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它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的，也就是说，它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之前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档案的开篇就点明了会议召开的背景。“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军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

这三种方式，都是在解放战争中创造出来的。天津方式就是“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按我军制度改编。绥远方式就是暂时保存国民党军队，过一段时间后再去改编。后来对国民党残余部队，都是用这三种方式解决的。特别是后两种方式的运用，大大加快了全国胜利的进程。

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接管了全国许多城市的情况下召开的，所以会议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问题。毛泽东在会议报告中指出，“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他还提出了在取得政权后，要同不拿枪的敌人斗争的新任务。

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对于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更好地执政，具有重大意义。工作重心转移后，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

首先是人力问题。毛泽东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的方法，强调“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还明确提出“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这些都是城市建设的力量来源。其次是中心工作。毛泽东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务须避免盲目地乱抓乱碰，把中心任务忘记了。”“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城市中其他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特别在北方老解放区，“党在这里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七届二中全会还规划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蓝图。这种规划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三方面。政治方面，毛泽东认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即将建立的政权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经济方面，毛泽东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并指出，对于官僚资本，要没收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对于私人资本主义，要采取“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对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另外，必须统制对外贸易，从而加速形成“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

外交方面，毛泽东确立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改革海关制度。”“在做了这些以后，中国人民就在帝国主义面前站立起来了。”“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非常可贵的是，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就向全党敲响了警钟，这就提出了要防止糖衣炮弹的问题，这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新中国成立后的事实证明，七届二中全会的这些告诫是非常必要、极其重要的，也是很有预见性的。后来，果然有一些党员干部生长起各种不良情绪，资产阶级也果然出来捧场，并用糖衣炮弹把一些党员干部打倒了。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告：“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这次会议以后，中共中央就由西柏坡迁往北平，离开了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

关于这次中央机关的迁移，毛泽东意味深长地把它称之为“进京赶考”。七十年过去了，当年的赶考已是成绩斐然。七届二中全会是一次充分的“备考”。它提出的建国方略，它敲响的当当警钟，它提出的谆谆告诫，让共产党人在执政之后经住了考验，让新中国在历史上、也在世界上，都熠熠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