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不同高考 两种不同命运

高考改变命运。这是发生在无数人身上的悲喜剧现象，是无数人亲身经历的转折性事件。

我参加过两次不同的高考，它们给我带来两种不同的命运，也让我对两种高考有着不同的体会和认识。

在改变我命运的那次高考中，还发生了一系列具有强烈巧合性、偶然性、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比小说、戏剧虚构的还要不可思议、难以置信，同时也比其他说教和“心灵鸡汤”都更具有人生启示意义。

值此中国恢复高考40周年之际，我愿讲出我的高考故事，让更多人分享我的高考奇闻，并从中体味一些人生的道理。

遭遇“文革”“大学梦”破碎

我出生在江苏淮安毕圩村，祖辈世代务农，读书识字的很少。我父亲读过几年书，算是村里较有文化的人了，他知道我们家的命运只有靠读书才能改变，所以尽管穷，还是尽力供我们读书。

我1955年出生后，5岁在村上读初小，9岁又到公社中心小学读高小。记得由于年龄小，又从未留过级，所以有的大人就表扬我说：像这样级级升，你17岁就能上大学了。这样，我从小就被村里人寄托过“大学梦”。

1966年夏，我小学毕业，正好，文化大革命也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各学校都停课闹革命，本来要进行的初中升学考试停止了。11岁的我，只能辍学回家去劳动。我的“大学梦”第一次破碎了。

1968年，我原先读过的学校改为七年制，我又得以去上学。在学习了两年的初中课程后，又进入公社中学去读高中。

在上中学的四年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懂了点事，成绩逐渐好起来。尤其是我的作文常被初中老师用红笔批上“传阅”二字，并画上波浪线和双圈，以表示这些句子写得好。高中时，有一篇作文，老师让我刻印100多份，发给全校所有高中生作为范文讲解。中学四年中，我曾有过不少类似的“小骄傲”。

这四年，我要努力挣工分养家，所以经常因在生产队劳动挣工分而缺课、早退或迟到。由于文化自信不足，1972年底高中毕业前，我曾怯怯地问语文老师：像我这样的语文水平，与“文革”前的高中生有多大差距？老师说不相上下。这又一次勾起了自己的“大学梦”。但是，那时的大学还没有全面招生，高中毕业后，我只能又一次回家劳动，成了一名“回乡知青”。

1975年仲夏的一天，一名大队干部突然拿来一张大学招生推荐登记表让我填。这时的大学，由各地推荐学生去上学。后来我知道，我们大队推荐我，是因为在大队蹲点的公社党委宣传部长欣赏我的文化水平。在此之前，全国学习小靳庄，搞赛诗会之类的活动。我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台文艺节目，演出后，全大队的人都对我大加赞扬，这位公社干部也对我欣赏有加。凡有外地领导来公社参观或开会，都把我们这台节目调去演出。所以，这位公社干部坚持把公社给大队的一个推荐名额给了我。由于我家有“海外关系”（一位叔祖父当时在台湾），我一直没能加入共青团。这位公社干部知道后，又让大队团支书拿来一张入团申请书，当场让我填，我便因高考而被“突击”入团了。

这次招生，县里派来招生组，在公社对各大队推荐上来的人统一进行了考试。考试用了两个半天。上午考的是写一篇作文，记得题目叫《论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是一篇论说文，对我来说是强项。从小学起，我就一直不擅长写记叙文，而较擅长写论说文。我从什么是法权、什么是资产阶级法权、为什么要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怎样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这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考试完毕后，招生组召集全体考生对作文进行考评。共选出三篇作文，分别是好的、比较好的和比较差的。我的作文被作为好的而进行讲评。当时我心里乐滋滋的，以为“大学梦”离我可能不远了。

下午的考试比较简单。考生们到考场后边的稻田里，老师问了考生一些农业方面的知识。这对已有了9年农业生产经验的我来说，当然更不在话下了。

考试回去后，我一直未等到大学录取通知。后来知道全公社那年共有八九个人被各类学校录取走。其中有些是我的高中同学，有的是初中生，有一个还是小学生。我明白，人家被录取，不是因为文化水平比我高，而是因为后台比我硬、关系比我多。我没有任何背景和关系，即使考试考得好，也是没用的。因为这时的大学招生，是推荐与考试相结合，推荐为主，考试为辅，而推荐的决定权在公社，公社的决定权又主要是在党委书记。谁的关系同书记铁，谁就能被推荐上。至于谁读过几年书、谁的文化水平高和低，那都不是决定性的。后来我们知道，这一年录取的考生，几乎都是书记一个人的关系，有的人通过关系找到了副书记，都没被录取。我的那位“伯乐”，权力不够大，他也无能为力，只能暗中为我“可惜”而已。

我的“大学梦”破碎了，最伤心的还不是我，因为我对形势认识得很清楚，知道自己没关系、没后台，上大学的可能性不大，连被大队推荐到公社都属偶然，所以没当回事。但我的爷爷却受不了，整天想不通，白天黑夜不睡觉，像祥林嫂一样，逢人就问：我们家冬权为什么上不了大学？然后讲这样不合理。我们知道，爷爷是为我上不了大学而气疯了。于是我们兄弟姐妹都时时跟着他、劝解他，同时也向其他人解释他的病因。乡亲们听说后，只能同情地说：哎呀，可怜。经我们劝说了好几天，爷爷精神才又逐渐恢复了正常。因此，这次我大学梦碎，最伤心的是我爷爷。他老人家没文化，认死理，觉得上学就应该凭水平、凭本事，而不能凭关系、凭人情、凭后台。他的想法很朴素，也很正常。

我的第一次高考，不但没有改变我的命运，反而把我爷爷气疯了。这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恢复高考后的初试意外过关

“大学梦”破碎后，我没有灰心，而是仍然积极地带领全队社员“战天斗地”（我从1975年起，担任生产队会计，实际上也干着一些生产队长的活，成为生产队的“管家”兼“家长”）。特别是业余时间仍然很勤奋地看一些能够借到的图书和报刊，有时还自己在房间里关上门，用“央广”播音员的声调，大声地朗读报刊文章。

1977年9月间，我大队的赤脚医生、南京插队知青归怡告诉我：听说今年要恢复高考，你水平不错，应该复习应试。这时她刚从南京探亲回来，消息比较灵通。但我没把这话当回事，依然带领大家干着我们的农活。

大约在10月20日，广播中广播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我的高中同学们听后都非常激动，跃跃欲试，复习备考。而我却心如止水，毫无动作。有个同学用激励的方法催促我：你这么好的水平若不报考，那我们这些人就更不用报考了。我只好把自己的中学课本找出来，抽空重点看一些。

这时，正值秋收秋种收尾阶段，必须尽快收好尾，防止秋雨来袭造成“烂秋”。同时这又是一年一度的秋季分配开始之时。如果这时候我脱产在家复习而不算账，那么，不但我队几十名劳动力的劳动成果兑现要推迟，而且全大队的秋收分配也会被“拖后腿”。所以，尽管当时的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好多社员们都劝我“脱产”复习一段时间，但我一直没有答应，只在劳动空闲时才看一看数学书。

考试前没几天，我到相邻大队去开会，碰到这个大队的一名教师。他是南京来的插队知青，知道高考消息后早已开始复习了。他知道我也打算高考，问我现已复习到哪里了，我说，初三的数学还没看完。他惊讶地说：没几天就考试了，你连高中数学还没开始复习，那你还去考什么呢！我顺口答道：陪考呗。

这时，我的母校朱桥中学的老师们利用晚上，义务在学校为考生们进行了几次辅导。我也都去参加了。期间想向其他同学借点过去的中学历史课本，好知道点“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知识，但居然没有借到。是的，这时候社会上最紧俏的，莫过于这些“文革”前的中学课本了。

这次高考，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考生包括1966年至1977年这十几年的中学生。江苏又是一个教育发达的省份，报考人数据说有200万。如果全部一次集中考，组织起来有难处。所以，江苏就决定考两次：初考和复考。初考由各个专区自己组织，淘汰掉一批考生后，符合条件的再进入全省统考。

初考我记得大约在11月下旬。我报的是文科，文科只考语文和数学两门。我和哥哥一起去考试，都报考文科。一大早，母亲为我们做了米饭，还炒了一两个菜。吃饱饭，我们很高兴地奔赴考场。

考场就在我的母校，场地很熟悉，加之完全抱着“陪考”的心态，所以没有任何紧张。进了考场后，发现在我身后的哥哥没进考场。还没纳闷完（后来知道，他对自己没信心，临场脱逃，未进考场），我就开始考试了。上午考语文。语文的最后一道题是写一篇作文，题目我忘了，但我记得写得不错，充满激情，文笔很顺畅，最后还引用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句古诗。尽管中午回家母亲给做的“高考午餐”只是稀饭，但心情仍然很好。下午考数学，几道高分题都不会做，只把比较容易的几道题做了出来。一出考场，心想，一共考两门，一门考砸了，肯定不可能进入复考了。“大学梦”又被冰冷的现实击碎了。所以回到家，我就拿了一把粪叉，默默地到地里挖胡萝卜去了。而人家考得较好的考生，回家后都马不停蹄又进行复习，准备下一场复考了。

有天晚上，睡梦中听到院子里妹妹在叫唤：二哥人呢？二哥的复考通知下来了。原来，妹妹晚上去公社看戏，从在公社教书的哥哥那里知道了复考名单中有我。我听到这一喜讯后，仍然半信半疑。第二天，正式拿到了复考通知时才相信，才又开始复习。这时离参加复考已经没几天了。

后来才知道我数学没考好但仍能参加复考的原因，招生部门根据考试情况确定：文科生凡语文单科成绩在80分以上的，两门总分只要115分即可参加复考。显然我的语文单科成绩又帮了我的忙，把我这个本来复考无望的人送进了复考。我前已破灭的“大学梦”至此又浮现了出来。

复考中遇到的幸运

复考是在县里进行的，记不清是12月或1月的哪一天。考场设在县师范学校（中专），我第一次见到这么高级的学校和这么漂亮的校园，算是开了眼；住在县招待所，全公社32个考生在一个大屋子里“同居”，全部是打的地铺。

开考前一天，吃完晚饭后，没有人出去逛街，全部坐在地铺上“临阵磨枪”，作最后的复习。我没带复习资料，所以到八九点钟就躺下睡觉了。但别人都没睡，头顶的灯一直亮着。我有一个毛病：开着灯睡不着觉。于是也坐起来，向周围寻找有什么书借来看。见邻铺同学的枕头旁有本书，我便借了来，随手翻着看。这是一本中学地理课本，翻着翻着，看到有个词叫“暗射地图”，我之前从未见过，不知是什么意思。于是我好奇地认真看了起来。看到有一幅全国地图，我仔细地把各个省的位置都记了下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对全国各省的地理位置了然于胸。想不到的是，这本别人的地理书，不但伴着我送走了高考前一晚的紧张时光，而且带着我打开了我这一生最重要的转折之门。

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起去考场。这次复考，文科一共考四门：史地、语文、政治、数学，第一场考史地。开考几分钟前，有人提议：咱们上个厕所轻松一下吧！于是大家纷纷响应，前去如厕。在上厕所的路上，我自嘲地说：嘿，像我这样的人来考大学，不是瞎扯淡吗？我连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还考什么大学呀？这时身边有个考生接过我的话说：啊哟！你连“四大文明古国”都不知道呀？我赶忙问：哪四个？他告诉我是希腊、埃及、印度、中国。

进了考场，监考老师发下试卷。我一看，第一道题就是一道填空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得分：4分。我心中一阵狂喜，把几分钟前上厕所时别人刚告诉我的知识填了上去。

后来我知道：别人告诉我的四个古国错了一个，希腊应为巴比伦。这道题，我得了3分。

但是，这3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的最关键3分。因为这次高考录取非常公正合理：不按考生志愿录取，而按考生成绩由各高校分批录取。这年，南京大学文科录取的总分是280分，而我高考总分是281.5分，刚刚过南大的录取分数线，这样，南京大学作为第一批录取院校，把我录取了。如果没有这3分，我可能进不了南京大学。

我从未梦想过自己能到南京大学上学，但这3分，竟把我未梦过的事变成了真。

这3分，也是后来实现我一系列人生梦的最关键3分，是改变我命运的最关键3分。因为，如果我进不了南京大学，后来就不可能被分配到北京尤其是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更不可能再后来又成为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央档案馆馆长。

我也从未梦想过能到北京、进入中央机关工作，更从未梦想过当局长、当馆长，但这3分，也把我未梦过的事变成了真。

后来，我常跟别人笑谈：我今天的一切，都同当年上的那趟厕所有关。人生在关键时刻，往往上一趟厕所，也能改变命运。当然，上厕所时也不能闷头不说话，还要善于与人交流，同别人聊天。在任何情况下，善于与人交流，都是助人成功的重要秘诀。一个有益的聊天，可能让你终身受益；同你聊天的那个人，可能就是改变你命运的那个“高人”“贵人”。

第一道题的狂喜过后，后边又有狂喜。试卷中还有一道题：在一幅“暗射地图”中，填上10个省的省名。得分：10分。题中给的是一幅中国分省地图，各省的省界线都画了出来，但没有标出各省的名字，要求填上10个省的名字，填对一个得1分。我心里不由一阵激动与狂喜：怎么这么巧！昨晚在地铺上从同学借来的地理书中，不正有这道题中的地图吗？记忆犹新的我，毫不费力地填上10个省名。这让我又轻取10分。

这10分，是把我送进南京大学、后来又帮我实现人生一系列梦想的重要10分。因为没有这10分，我更进不了南大，也更不可能有后来的一切。

所以后来我也同别人笑谈过：随时随地读书学习非常重要，留心处处皆学问，勤奋时时是机遇。有时哪怕是借别人的书随手一翻，就可能翻出你自己的人生转折来，就可能翻出开启你理想之门、幸运之门的金钥匙来。

终圆“大学梦”靠勤奋

我的第二次高考成功，看起来充满幸运、极富传奇，但细想来也不全靠幸运，不全是传奇。其中也有不少得益于我平时的辛勤劳动和努力学习。

比如这一次的作文，就得益于我的一次刻骨铭心的劳动和平时对天气、对环境的观察与记述。

这次高考的作文题是：苦战。正好这一年9月间，正在早稻成熟尚待收割之际，天气预报有一场台风即将来临。按照公社的通知，我立即组织全队男女老少，白天连着黑夜地加紧抢收几十亩早稻。经过艰苦的连夜奋战，我们终于在台风到后不久便抢收完毕，避免了粮食大面积受损。大队干部对我队的这场抢收非常满意，事后曾让我写一篇广播稿送公社广播。我看到这篇作文题目，不暇多想其他，马上就决定写这场抢收苦战。自己亲身经历的场景历历在目、活灵活现，加上此前我在当记工员时，常常于休息时，在记工本的纸张背后，写下对各种不同天气的观察记录以及对各种劳动场景的描述，其中对台风来时的描述，对割稻、挑把（稻捆）、堆把等劳动场景的描述，此时都派上了用场，涌到了笔端。

对这次麦收苦战的描写，我自信会打动阅卷人。当时心中还为此窃喜。但在出考场后，其他考生的交谈却浇了我一头冷水，让我心拔凉。他们说，这篇作文的主题，应该写科技攻关。因为此前媒体上发表过一篇领导同志的诗：“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因此，这篇作文应扣这句诗来写。我之前背诵过并也喜欢读这首诗，这一下我十分懊恼自己为何没有想到这首诗。直到考试结束回家后，自己仍为此闷闷不乐。父亲问我为什么，我说作文“走题”了，肯定考不上大学了。从未写过作文的父亲安慰我说：抢收也是苦战，不一定搞科研才叫苦战。你这么写不一定“走题”，甭担心。

再比如这一次的语文加试题，就得益于此前我对古汉语的热爱和钻研。这道加试题是把一篇古汉语翻译成现代文，得分20分。这篇古汉语，我看着看着觉得有印象，曾经读过并抄写过。此前，在生产队劳动期间，我曾从别人手里借到一套“文革”前初中和高中的语文教材，把其中的每篇古汉语都研读过，并用毛笔小楷抄写下来，另用钢笔抄写注释和难句的译文。试卷中的这篇古汉语原文，是《荀子·劝学篇》中“君子善假于物”那一段，就是这套教材中的一篇，所以我很顺利也很流畅地翻译了出来，几乎得了满分。回队劳动期间，除了抄过这套语文教材中的古汉语外，还从别人家借阅过“文革”前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活页文选》合订本一册，它收的都是古文名篇，印象最深的是《史记》中关于鸿门宴那一篇，曾经饶有兴味地读过好几遍。特别是还借阅过一本线装本的《古文观止》，每遇劳动间隙，我都以此书解乏。我在很多名篇上都写满自己的见解和心得，还对十多篇较浅的古文尝试进行过现代文翻译，当时曾暗下决心，将来要把《古文观止》全部译成现代汉语。正是这些平时的苦功夫，让我在考试中如鱼得水、易如反掌地以近乎满分完成了这道加试题。据后来同老师聊天，知道我之所以被南京大学历史系而非其他系录取，主要是因为我的这道古文翻译题考得好。

又比如这一次的史地试卷中有一道是关于巴黎公社的题。而在上中学时，自己对巴黎公社就很感兴趣，对马恩著作和今人文章中对巴黎公社的评价论述等记忆犹新，所以这道题也答得相当完整。

可以说，我这次高考总分280多分中，除了那13分是幸运分以外，其余260多分都是靠上学时的学习和劳动时的业余学习所得到的基础分、功夫分、扎实分。没有这260多分作基础，那13分尤其是那3分就发挥不了关键性的“临门一脚”的作用。这也说明一个道理：偶然中有着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幸运是给勤奋者的见面礼。

1978年2月18日、19日，连续传来消息，我们公社的两名南京知青先后被上海的两所大学录取。20日，父亲吃完早饭同家里人说：别人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为什么冬权的还没到呢？今天我到邮局去问一问。快中午时，我在地里挑河泥收工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忽听有人喊：冬权，你的大学录取通知来了。听到这喜讯，我一高兴，双手一摔，扁担竟然从肩上掉了下来。这时我心想，如果这消息是真的，恐怕这扁担这辈子我也不会再扛起来了。后来问别人才知道，父亲上午真的去了公社邮局，问邮递员：有没有杨冬权的挂号信？邮递员查了查，说有一封南京大学给杨冬权的挂号信。父亲因到公社还要办其他的事，就让先回来的村里人向我报捷。

中午，全队的人都知道了消息，很多人到家中来祝贺我。我说，没看到通知，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草草吃完饭，我赶紧拿上我的图章，去公社取挂号信。打开信才知道，我被南京大学历史系录取了。尽管这是我填的最后一个志愿，也是我非常不喜欢的一个系，因为我对历史一窍不通，除了小学学过的那点中国历史外，就只有“文革”中批判过的《三字经》和看过的“评法批儒”文章中的那点历史知识了。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的情绪。我为我的大学梦圆而激动不已。

这是人生的又一次转变。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档案局原局长、中央档案馆原馆长杨冬权）